谢尔盖·沙赫赖：数字法律科学——水到渠成的智能工具

——数字宪法理念的作者之一谈论法律的数字转型

谢尔盖·沙赫赖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第一副校长，中俄法学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文传电讯社/维亚切斯拉夫·捷列霍夫

翻译：张湛

审校：杨心宇

谢尔盖·沙赫赖 安东·诺沃德列日金拍摄/塔斯社

国际文传电讯社，7月14日，莫斯科数字法律科学、数字法律这些术语正稳步走进法学家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特派记者维亚切斯拉夫·捷列霍夫对话俄罗斯著名法学家、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第一副校长谢尔盖·沙赫赖。他是数字宪法思想的提出者之一，也是法律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倡导者。在深圳的中俄合作大学，他正致力于将数字技术引入法律科学和教育。

这不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法学家图书馆！

——什么是数字法律？什么是数字化的法律和法律著作？这是不是法律学者图书馆的现代形态？

——数字法律图书馆是一种重要的但早已走过的阶段。这样的系统早在1970年代末便以出现。

今天，我们谈论的是所有法律活动领域的数字化，法律的所有不同形态与数字技术的结合。

众所周知，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法律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利润很高但又非常保守的领域。然而，近几十年来，数字技术给这里带来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还是在2020年，全球数字法律技术市场估计为186亿美元。而到2025年的年均增长率将超过6%！

创新的技术解决办法往往会改变法学家的工作方式，从而提高他们的效率。

——一个今天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杜马的会期结束了。我感觉，在最后几天，议员们是加速通过了新的法案。我希望，这是只因为法学家们特别认真地审查了新法案的所有条款，以至于拖延了期限。技术的引入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数字技术通常有助于大幅缩短各类“合规性”审查的时限：法案规范是否与宪法规定相抵触、是否符合法律技术、是否存在让腐败或歧义有机可乘的措辞等等。

我明白，杜马有优秀的法律学者为这一切服务，但人工智能会运行得更快。这样能把时间空出来进行实质性的立法工作。

还有一点。企业代表常常批评新的立法，认为新的规定会阻碍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今天，这正如俗话所说，悖论。没有证据。

法学家们通常会这样说：法律通过了，法律就必须执行。当执法实践逐渐积累，我们将对其进行总结，必要时将其纳入法律中加以完善。

这似乎是正确的，但周期很长。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某种规范不太成功，商人就可能破产，甚至可能被关进监狱。

而数字技术可以在该法通过之前帮助更准确地模拟该法对经济和社会各领域进行综合调整的影响。“看到”新法律实施的后果，评估所有风险。目前，这是“手动”操作的，因此，很难监测所有的联系与远近影响。显然，人工智能将更快地处理法律适用实践的结果，揭示某些未加考虑的影响，并帮助在将来避免重复某些失败的决策。

法学家为什么需要“数字”？

——令人信服。但现在我们来说说那些据说是“脚踏实地”工作的法学家们。

——正是“脚踏实地”，法学家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在手工劳动自动化、文件储存、实践管理和法律分析等方面，数字技术已在发挥重要作用。它省时，哪里省时，哪里就有金钱。

例如，律师可以快速检索和分析司法先例，研究类似案件的审判过程，从而更快、更准确地确定为委托人辩护的策略。

法学家在处理各种合同时，计算机不仅可以帮助发现形式上的错误，还可以发现合同和协议中的潜在问题。而在专利活动中，技术可以成倍缩短寻找专利相关性的时间（在现有专利中是否有相关专利——国际文传电讯社注）。

今天，为法学家提供的数字服务越来越多，从简单的“合同设计者”到汇集各种法律问题的知识、能力和最新信息的专家平台，不一而足。

结果是，计算机不仅能让你更容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档，而且还能提示正确的解决方案。如果法学家在国际市场上、在规制原则不一致的不同司法管辖权下工作，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可行性就尤其有用。我们需要了解你的问题如何在不同的国家得到解决，存在着什么样的障碍和机会。而这需要大量的信息。到目前为止，这还是未来的事情，但我想，很快电脑就会告诉法学家们：在你设置的参数下，有很多选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请选择最优方案。

现在已经有了第一个数字检察官！

——也许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减少司法错误。我想，即使不是最强大的计算机，对于律师、检察官，甚至是司法活动都是有益的。

——完全准确。顺便说一句，正是在中国，更确切地说是在上海，已经有了第一个数字检察官！

——这是电脑游戏吗？

——不是，它实际上在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工作”，帮助量刑并提供论证。去年年底所有媒体都在报道。

——这种机器人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中国人对过去5年中的17000个案例进行了描述，并训练人工智能找到某些特征和决策逻辑之间的联系。顺便提一下一个重要的细节——工作中只采用了那些只有直接的犯罪故意才能犯下的罪行。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AI的任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不需要计算罪犯不同形式的过错，这最直接地影响到责任的形式和刑罚的大小。AI在经过处理的信息中学会了对当地最常见的8种罪行提出合理指控，准确率达到97%。

很明显，这只是一个试点实验，并没有成为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当然，数字检察官不会取代人。但它大大降低了错误率。

无论如何，检察官们现在不必把时间花在诸如盗窃、危险驾驶、信用卡诈骗之类的常规犯罪。所有的“粗活”和判决草案可由人工智能做出，由人来做最终判决。如此一来，检察机关就可以集中精力处理真正复杂的案件。

中国是拥有独特法律体系的国家

——数字检察官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的例子。但为什么在中国呢？中国人在技术上已经走在了前面，这早就成为了公理。在法学上也是如此吗？

——可能是因为中国有近15亿人口，法院日以继夜地处理相同的犯罪构成。于是决定把这个业务转交给机器人！

如果严肃来看的话，我不会从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的角度来评价法律制度。每个国家都有一套最能反映其历史文化特点、符合其主权利益、目标和任务的法律制度。

但在比较法的坐标系中，中国的法律体系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法学家们历来讲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大陆法系即罗马日耳曼法系的语言，其基础是对所有规范的准确定义和描述，司法按法律的文字运行。另一种则是以判例为基础的盎格鲁撒克逊法系的语言。而这不仅是不同的概念体系，而且是不同的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在当代中国，传统（古老的中华法系）的法律规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现代法律，以及20世纪中叶苏联的大陆法系（罗马日耳曼）法系的若干原则和国际法的要素，都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此外，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金融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在盎格鲁-撒克逊体制的范式中发展。特别是在经济特区（特指深圳）。中国的法律体系是整个宇宙！这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的经验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各种法律制度的共存，而是真正的相互渗透。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中国，特别是如果能够有意识地、系统性地朝这个方向走，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可能会产生一种不只是混合的、而是普遍的法律模式。

那里将产生新的法律模式！

——总之，您已经是在用实际的眼光谈论这个问题了？

——正是如此。我非常希望我们大学将成为这种新法律模式的诞生地之一。我们很快将会把学校接入超级电脑，我们的法学家与程序员们将一起合作给超算提出任务。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能够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在大量真实案例中寻找规律，制定普遍的法律原则。而且我们一定会让我们未来数字法律系的学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法学家将学习编程，而数学家将学习法律基础？

——当然不是。这样做会适得其反。我们将在新的院系提供统一的、系统的教育，但限制学科领域，去除法律理论和数学中的非核心或多余的领域。

我们现在正与计算数学系和控制论系的学者们合作研究教育模式的构想。我们将很快启动一个“法律与数字技术”硕士项目。我相信，我们还需要其他学科的代表——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顺便说一下，我们的学生肯定会研究不同的数字分析服务，包括你们的SPARK（这是专业的市场和公司分析系统——商业风险评估和经济安全服务系统。通过该系统，律师可以完成对交易对手的核查，确定附属关系和隐藏关系等。——国际文传电讯社注）另外，我想我们所有的学生都会有创新思维。例如，将数字法律创业公司作为毕业项目进行答辩。

新的职业——数字法学家

——您所说的完全不像我们熟悉的法律教育体系。

——您说得对。这是真正的革命。应当承认，高等教育已经跟不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尤其是数字领域的变化。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为那些在学生毕业时可能消失的专业培养专业人才。因此，对新院系的关键挑战是将教育过程与法律行业和数字法律技术市场的实际变化相协调。

我们必须立即致力于培养一个拥有新专业的毕业生——数字法学家。

这将不仅是能够在工作中使用现有数字工具的法学家，而且是具有系统思维，了解法律运作的逻辑与程序员的思路，能够评估技术创新前景以解决其业务挑战和客户问题的专业人员。

有了这样的知识和能力，我们的毕业生将能够在任何层面上有效地工作——从政府和大公司到小企业和公民。

在我看来，他们甚至不是明天，而是后天的法学家。对他们来说，在哪个法律体系中工作不会有任何区别，因为法律的规范是一个被算法化的，硬性的逻辑图形。他们将同样高效地“讲”所有法律语言，并以一种新的方式生活和创造。